二、明显陵的选址及营建

6、明显陵这块风水宝地是如何选定的？
     明显陵的陵址是朱厚熜尚为藩王时选定的。正德十四年（1519年）六月十七日，其父兴献王朱祐杬因暑疾病逝，朱厚熜与母亲蒋氏随即派王府幕僚、方士卜选吉壤，最终选定兴王府城东北的松林山（嘉靖十年敕封为纯德山），启动地下玄宫的修建。 据《兴都志》记载，兴献王葬于松林山本是“素定”。当地居民方聪曾梦见兴王驾临其家，坐于堂上，羽卫肃穆，醒来后不知缘由。之后他家逐渐富裕，兴献王去世前一年，方聪常看到有蜿蜒如蛟虬的异物绕于屋梁，到兴献王驾崩后，卜选的陵址恰好就是他梦中兴王端坐的位置，知晓此事的人都惊叹此事自有天数。朱厚熜听说后十分欣喜，召方聪入王府，赐三百金，命其迁居东桥方口。 朱厚熜在《显陵碑文》中也记述了为父选墓的过程：“朕乃告以国社国稷等神，请于圣母，谋于士民（精通道术之人），择境内之松林山，以为陵墓之所……卜求吉兆，丰土深渊，官占既协，松林之巅，神宫固密，扶舆往焉。”经仔细勘查，松林山确实是风水宝地：中国风水的基本格局是负阴抱阳、背山面水，陵寝前的台地向南延伸，前有屏山、水口，形成护气之形，符合“负阴抱阳”的理想范式；陵寝后群山巍峨，属“来龙生旺”之象，契合帝王陵寝王气葱郁的要求；陵寝东西两侧余脉呈“左青龙、右白虎”的拱卫之势；大环境上东有寨子河、西有洋子河，汉水自西北向东南蜿蜒流过，对整个山形地域形成环抱之势，符合郭璞《葬经》中“山来水回，贵寿而财”的标准，郢靖王墓、梁庄王墓也都在这一区域选址。 松林山地界群山连绵，山中多松，四季葱郁，是公认的风水宝地、帝王幽宅。《兴都志》如此形容松林山的风水：“左瞻聊屈山，右眺三章山表其南，花山峙其北。沔汉之水方数千里，地而西来走其下，萦绕如带，汇浸如襟，舟航辐辏，今古所称。兹山之体则峻而不激，雅而不缓，层峦叠岫，含藻蕴奇，虎踞而龙蟠，鸾翔而凤舞，然后翼翼绵绵、盘纡前结，实为天子之岗。”

7、明显陵是怎样的风水格局？

风水学是我国古代先哲在实践中总结出的，集地质学、生态建筑学、景观建筑学、建筑外部设计理念于一体，带有一定神秘色彩、用于指导卜选吉地的学问。我国古代建筑历来追求自然美与人文美的高度和谐统一，显陵正是这一理念的典型杰作。营建显陵时“遵照典礼之规制，配合山川之胜势”，追求“臻（音zhēn，达到）于完美”，严格契合“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的规制，与皇家陵园庄严肃穆的氛围高度和谐统一，整个显陵背靠老虎山、面朝莫愁水，坐北朝南、青山环抱，格局十分完美，嘉靖皇帝本人曾称赞显陵的风水比北京大峪山更优。 从显陵的总体布局来看，它是按照“前朝后寝”的规制修建，契合“千尺为势、百尺为形”的组群建筑设计理念。当年显陵的设计者将陵寝、山川、河流、原野纳入整体统一规划，古代相度陵址讲究前有朝山、近有案山、中有砂山、后有靠山，堂局需严密开阔，结合文献记载、现状调查和测绘成果分析，可以明确显陵是完全依据风水理论展开设计的，主要体现在纵向设计和平面设计两个方面：

○ 纵向设计上，陵区最高的建筑方城明楼、睿功圣德碑楼，高度均不超过工部营造尺一百尺（约合32米）；

○ 平面设计上，经实测分析，显陵先以“步”为单位划分出“井”字形方格网，再推广到整体的经纬网中进行设计，这种设计方法在明代十三陵的营建中也有应用，还被清代继承，完整保留在清代陵寝设计图档中，体现了我国古代组群设计的优秀传统。 如此高的艺术成就绝非偶然，而是在理论指导下设计实现的，明显陵正是这类设计的典型实例，也进一步凸显了其建筑艺术和文物价值。

8、明显陵的建置用了多少年？

明显陵自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六月动工，至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主体工程完工，前后共历时二十四年，整个营建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 第一阶段：正德十四年（1519年）至正德十五年（1520年），主要为兴献王王墓的建设，这一阶段的规制暂无明确史料记载。

○ 第二阶段：嘉靖元年（1522年）至嘉靖十七年（1538年），嘉靖帝登基后，随即命礼部商议兴献王的主祀与封号，随着“大礼议”的推进，显陵也随之改建、扩建：期间加尊陵名为显陵，明确显陵建制“仿七陵之制”，嘉靖八年时显陵大部分建筑完工，朝廷奖赏、擢升了一批管理者与工匠，此时陵寝已初具帝陵规模。

○ 第三阶段：嘉靖十八年（1539年）至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章圣皇太后病逝后，嘉靖帝无法确定是将父亲陵寝北迁、还是将母亲南祔合葬，先派大臣查看显陵地宫，得到地宫进水的回报后，萌生了南巡钟祥的想法。嘉靖帝亲临显陵后，视察山川地形，亲自选定新玄宫位置，增建外罗城，到嘉靖二十二年主体工程全部完工，朝廷奖赏监工官员、妥善安置工匠，此时陵园规制更加完备，还形成了自身独特的陵寝制度。 根据文献记载，嘉靖二十二年之后显陵仍在不断修葺改建：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三月下诏修建显陵陵殿，比照天寿山陵寝规制，至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三月竣工；嘉靖三十五年七月，又下诏修缮显陵二红门左角门、便路及御桥、围墙等；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下令补植陵树；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九月，派工部左侍郎张守直修葺祾恩殿，十一月更换圣号碑为“睿宗献皇帝之陵”。因此显陵虽在嘉靖二十二年已规制完备，但整个修缮工程贯穿了嘉靖帝在位始终。

9、明显陵所用石料、木材都采自何处？如何运往陵地？
     明显陵所用石料均采集于湖北枣阳石塘山、河南南阳等地。 显陵的大型石雕，如睿功圣德碑、望柱等，体积重量都很大，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主要采用“旱船拽运”的方法运输：旱船以木材制作，运输前先平整道路，每隔一里凿一口深井，严冬时节将水泼在路面结成厚冰，再将载有石料的木车置于冰面，依靠人力或畜力牵拉，运至陵区。 显陵所用的上等木材均采自四川、云南、贵州、湖南、湖北等地的深山老林，采伐运输难度极大：史料记载当时采木环境十分险恶，原始森林中有毒蛇猛兽出没，采木人先要祭祀山神，放火焚林驱赶野兽，采伐过程中被树木砸伤压死、因饥饿疾病丧命的人不计其数，当时四川有“入山一千，出山五百”的俗语，足见采木给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 大木运输同样困难：深山没有通行道路，大木伐倒后，要等雨季来临利用洪水冲出深山，再结成木筏顺长江而下，经汉水上溯才能运到陵区，修建显陵耗费的人力物力难以计数。

10、明显陵所用城砖都烧制于何处？
     明显陵所用城砖的铭文显示，这些城砖主要来自长江沿岸地区，方便借助长江、汉江的水运运力，毕竟营建显陵城砖用量极大，外罗城、楼亭、建筑范围内的地墁都需要使用城砖。 目前根据显陵用砖的铭文统计，城砖均产自今江苏、江西、安徽、南京、湖南、湖北等省市的30多个府、州、县的砖窑。

11、明显陵城砖铭文有什么特点？
     明显陵内的城砖随处可见带铭文的砖，其中双宝城、外罗城的城砖以嘉靖六年（1527年）、嘉靖七年（1528年）、嘉靖十八年（1539年）、嘉靖十九年（1540年）烧制的最多。 铭文最短的仅二三个字，仅标注砖的年代、产地和烧造人，如“大明”“黄梅县”“夷陵州”“张德造”“窑户芦成”等；最长的达43字，如“嘉靖十八年夏，监工官正科李钲，江西九江府提调官同知董鸣风，六月吉日成造，吏黄钰，砖匠李敬等”，不仅标注了砖的产地，还记录了委派官、监工、匠人的姓名，以及砖窑种类、烧制年月日等信息。 这些铭文大多用砖模印制，不同产地的字体、形式、布局各有不同，以楷书、行楷为主，字形大的直径达9厘米，小的不足1厘米，有阳刻（文字凸出）、阴刻（文字凹进），还有篆体铭文；有的铭文匀整规范，四周装饰一道或两道方形边，有的不饰边框，自然质朴；排版有单行、多行，有纵排、也有横排。目前显陵还发现了六块自由式铭文，是直接在砖坯上书写后烧制的，字体潇洒瘦劲，更显真实，如铭文：“长沙府攸县掌印知县黄公校，吏江自清管造市民尹挥，嘉靖十九年×月×日，匠人胡沦。”这些铭文大多出自民间书法家或略通文墨的匠人之手。 根据砖文记载，显陵用砖目前发现的烧制年代仅有嘉靖年间和万历年间，带铭文的砖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筑墙用的城砖，一种是铺地的细料方砖，也称“金砖”，两类砖大小不一，其中“金砖”的烧造要求更高，铭文也更详细，比如万历年间的一块金砖有4块印章，连尺寸都有标注：“万历叁拾壹年，分贰尺贰寸细料方砖”“苏州府总督同知王襄委官长洲县造主薄陈继学”“韩汤倪造”“韩璩造”，这块金砖已被鉴定为国家二级文物。 根据铭文记载，当时窑场的编制主要有四类人：匠人、作头、行头、窑户，如“安庆府提调知府林钟，嘉靖十八年六月吉日造，匠人胡赤”“作头王相造”“窑户常丁造”等，其中匠人是直接从事造砖的雇工，作头、行头是窑场生产的直接组织者、指挥者，窑户是窑场的所有者，拥有管理窑场、雇用工人的权力。 窑场的种类也分三类：官窑、民窑、军队设立的窑场，如“官窑造”“武昌卫造”“嘉靖叁拾年，分巡武昌道督府造”等。 这些款式多样、字迹清晰、构图精美的城砖铭文，是烧制前刻或印在砖坯上的标记，主要有三个作用：一是检验各地派烧的城砖是否运达，二是核查城砖质量，三是彰显筑陵的功绩，是研究显陵营建史的重要实物资料。

12、明显陵的修建耗用多少银两？这些费用都出自于哪里？
     明显陵营建耗用了多少银两，文献上没有准确的记载。但根据《明世宗实录》记载，现银累计起来前后大约用206万两。这些费用一部分出自国库，但大多数都是江浙、湖广一带折粮银，及请派南显陵营建耗用的银两没有准确的文献记载，根据《明世宗实录》的记录累计，前后大约耗银206万两。这些费用一部分出自国库，大部分来自江浙、湖广一带的折粮银，以及南直隶、两淮等盐运司的税银，还有一部分是挪借各地的银两、开纳事例银（事例银指百姓向朝廷纳银后，朝廷按纳银数额赐予官职，或在科举考核中给予优惠照顾），还有大量建筑物料如木材、砖石，因费用不足，由朝廷向各府州县摊派。 根据史料记载：嘉靖七年（1528年）二月十日，工部上奏：“工部原派湖广、两京折粮银六万八千两，及嘉靖六年以前未解折银，俱存留用，及量取两淮运司馀盐银四万两，并借苏、杭、淮、杨四关、荆州、芜湖二厂该年税科及查取南直隶、河南、浙江、江西、福建、广东等省府无碍银各三万两，协济工程。”仅这一笔拨付的银两就约有50万两。 嘉靖十七年（1538年）十二月初十日，工部尚书蒋瑶为奉迁显陵上奏五条建议：“一、请命文武重臣及科道官员等官，给敕督理。二、挪借各厂见储木植物料，其不足者，及时采买。三、动支马价、缺官、柴薪银三十万两，先送工所，雇役支用。四、请委工部司属，会同科道，收放物料，点闸夫匠。五、借支户部扣省通惠河脚银三十万两，及令各省抚、按查催开纳事例银两。”明嘉靖年间大兴土木，国库空虚，因此朝廷四处摊派，还开纳事例银补充经费。 嘉靖十八年（1539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工部右侍郎顾璘参奏“安庆府知府林钟，池州府知府陆冈，太平府知府路珠，违误显陵宝城砖料”，嘉靖帝下旨“各夺俸二月，仍令催造攒运”，可见违误物料供应、延误工期随时会被夺俸、贬官，修建陵寝是当时的国家大事，任何人不得违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