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皇帝朱厚熜,是明朝第十一位皇帝,是明显陵的墓主兴献王朱祐杬的次子(长子朱厚熙因出生5天就夭折)。朱厚熜于正德二年(1507)八月初十出生于当时的湖广安陆州兴王府,也就是今天的湖北钟祥兴王府。正德十六年(1521)四月二十二日,因堂兄武宗皇帝驾崩,没有子嗣继承皇位,朱厚熜以"承天旨意"遵奉祖训"兄终弟及"进京继承皇帝之位,次年改年号"嘉靖"。很多人有疑问,为什么"皇冠"花落兴王世子朱厚熜头上?
帝王之孙:武宗无子驾崩,朝廷秘定皇位继承人
正德十六年(1521)三月十四日,明朝廷发生了一件震动朝野的大事,这件大事改变了明朝中后期的皇室统治,那就是年仅31岁的明武宗朱厚照驾崩,他既没有儿子,也没有兄弟继承皇位。怎么办?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家形势,如何保证皇位更迭时期的稳定,不仅是当时朝廷所面临的问题,也值得我们今天来探究。
首先,根据《皇明祖训》关于皇位继承的两条具体规定:第一条是"朕惟帝王之子居嫡长者必正储位,其诸子当封以王爵,分茅胙土,以藩屏国家。"这条也就是后世所说的嫡长制原则,朱厚照没有留下子嗣,显然不用考虑这条。第二条是"凡朝廷无皇子,必兄终弟及,须立嫡母所生者。庶母所生,虽长不得立。"这是杨廷和拥立朱厚熜为帝的重要根据,然而现代普遍只关注到了"兄终弟及"这句话,而很少注意到后面还有一句"须立嫡母所生者"。事实上,这个"兄终弟及"是有个前提条件的,那就是必须是嫡母所生,而朱厚熜是旁系,既不是嫡也不是庶。再看看,时任内阁首辅杨廷和根据《皇明祖训》明确的皇位继承的原则,并以武宗皇帝的口吻撰写了一份遗诏,内容为:"朕疾弥留,储嗣未建,朕皇考亲弟兴献王长子厚熜年已长成,贤明仁孝,伦序当立,已遵奉祖训兄终弟及之文,告于宗庙,请于慈寿皇太后,即日遣官迎取来京,嗣皇帝位,奉祀宗庙。"紧接着,张皇太后也降下懿旨,内容为:"皇帝寝疾弥留,已迎取兴献王长子厚熜来京,嗣皇帝位,一应事务俱待嗣君至日处分。"于是,朝廷派定国公徐光祚、寿宁侯张鹤龄、驸马都尉崔元等人,将朱厚熜从安陆迎接到北京。虽然朱厚熜是按照"兄终弟及"的祖训,且因"贤明仁孝,伦序当立"而继承了皇位,但他毕竟是亲王之子,所以,在他登基之时,朝中安排的礼仪是以"太子"的身份由东华门入居文华殿。可朱厚熜并不接受这种方案,他对王府老臣长史袁宗皋说:"遗诏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双方互不妥协,最后,由皇太后调停,朱厚熜才从大明门进入,随后在奉天殿即位。这为朱厚熜执政后,长达三年之久的"大礼议"之争埋下了伏笔。
其次,将宪宗皇帝的子嗣作一个分析:孝宗仅武宗一个儿子,而武宗无子。所以,继承人只能从嘉靖皇帝的祖父宪宗皇帝的子嗣中产生。宪宗有14个儿子,其中有6个儿子在正德十六年(武宗驾崩时)仍然健在,并且他们都有儿子延续,为什么没有选中他们呢?就算武宗皇帝死后不可以将皇位传给长辈,在堂兄辈里找一个年长的或者贤能的,也是有很多人选的。所以,兴王世子朱厚熜并不是唯一的人选。
再者,将宪宗皇帝健在的儿子当中最近的两位亲王——兴王朱祐杬(宪宗第四子)与益王朱祐槟(宪宗第六子)作一个推算:兴王朱祐杬生于成化十二年,益王朱祐槟生于(江西)成化十五年,兴王比益王大3岁。而益王的长子朱厚烨生于弘治十一年,当时23岁,兴王的世子朱厚熜生于正德二年,当时虚岁15岁,实岁还不到14岁,朱厚熜比益王世子朱厚烨小9岁。如果将皇位传给一个比朱厚熜还大9岁的益王世子不是更稳妥吗?并且益王朱祐槟是武宗皇帝驾崩时,宪宗皇帝儿子中活着的年龄最长的一个皇子。但是武宗母亲张太后和首辅大臣杨廷和都没选中益王世子,而是选择了兴王世子朱厚熜。
以上体现了三个问题:一是遵奉祖训"兄终弟及""伦序当立",表明了朱厚熜为宪宗皇帝之孙的正统性,并且为旁系之中最近的一支;二是任人唯贤,不仅兴王府早有贤名在外,而且兴献王世子朱厚熜"贤明仁孝";三是兴王已经病故,没有什么外部势力,再加上朱厚熜年龄尚小,好调教,好掌控。可武宗母亲张太后和首辅大臣杨廷和万万没想到,越是聪明睿智的孩子越是有自己的思想,是不受控制的。反过来,如果朱厚熜是一个唯命是从的孩子,那么他不一定能担得起一个国君的重任,能治理好国家。
所以,恰恰是这些现象,引发了嘉靖初年政治事件"大礼议"之争。通过"大礼议"长期的争论,得出的结论绝不是简单的"礼仪"之争,而是一次政治斗争,它是武宗生前拒绝立嗣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也是武宗生前不按礼法办事必然要付出的代价。
朱明皇胄:其父生前为嘉靖即位奠定了基础
嘉靖皇帝的父亲兴王朱祐杬,也就是明显陵的墓主,是明宪宗朱见深的第四子,明孝宗朱祐樘的异母弟,明武宗朱厚照的皇叔,成化二十三年(1487),12岁时与3个皇子同时册封,为兴王。弘治七年(1494),18岁时,兴王携王妃蒋氏就藩湖广安陆州,也就是到他的藩国封地古郢中。
为什么兴王朱祐杬选择安陆古郢中为藩国?因为古郢中地处汉水中游,是一个土地肥沃、资源非常丰富的地区。而古郢中曾经是楚国的陪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达2700多年,文化底蕴深厚。明朝早期,又有朱元璋的第二十三子郢王和仁宗皇帝的第九子梁王曾经封藩于此,并有府邸、庄田在古郢中,是兴王两次要求才改封到这里的。之前,孝宗皇帝命建兴王府邸于河南卫辉,也就是今天的河南汲县,可兴王以卫辉"土瘠而民贫,且河水为患"请求改封,孝宗皇帝同意了兴王的要求,将兴王封国又改封到湖广安陆州,准备将王府建于德安府,也就是今天的湖北安陆市,但是兴王又以"郢、梁二王有故邸、田地在湖广安陆古郢中"为由,再一次请求孝宗皇帝将王府改建于安陆古郢中,且封赏也优厚于其他王弟,如《兴都志》记载:"弘治四年(1491)九月壬寅,敬皇帝命建藩府于卫辉。初,梁庄王有故邸、田地在湖广安陆州,帝以卫辉土瘠而民贫,且河岁为患,加之土瘠则民益以困,上书请改藩国于安陆。十月已酉,敬皇帝准许。"这足以说明兴王朱祐杬与皇兄孝宗皇帝的关系非常亲近。
兴王到藩国后,谨慎严明,勤于政务,潜心诗书,多次受皇兄孝宗的嘉奖,可谓是隆治一国。正德十四年(1519)六月,兴王朱祐杬病故,执掌藩国26年。他在26年里做了很多利国利民的事,比如弘治、武宗两朝均有土匪、义军起义,兴王多次向国家捐钱捐粮,参与镇压义军、帮助剿匪的军事行动;还为藩国增修城池,推行教化,鼓励农耕,赈灾救民等等,再加上武宗生前与皇叔兴王关系很好,国家或者皇族只要有大事,都会以书信告之、请教兴王,这些在《睿宗实录》中均有记载。这些都为皇室和朝中大臣统一战线、选定其世子朱厚熜为国君奠定了丰实的基础。
还有一点就是兴王对嘉靖的教育也是很成功的,正德十四年(1519)兴王病故以后,朱厚熜以唯一的继承人身份,妥善处理藩国大小事务,将王府管理得井然有序。在《睿宗实录》中详细记载了兴王对嘉靖的启蒙教育、文化教育,儒家思想以及治国之道都有涉及,这些不仅有专职的老师讲述,而且兴王还会亲自教导,特别是以孝为先、鼓励农耕、重视文教等方面,均为嘉靖打下了深厚的治学基础和治国理念,对嘉靖执政后的影响很深。
内外臣服:官僚集团权力的运作和重组
武宗朝,重用昔日东宫太监刘瑾及其党羽,时称"八虎"。刘瑾等一干人挟势弄权,贪污受贿,滥用厂卫,钳制言路。朝廷众臣唯唯诺诺,深怕遭祸,敢怒不敢言。刘瑾及其党羽伏诛后,武宗皇帝不思反省,依然荒唐嬉戏,转而又宠幸武臣江彬及权臣钱宁等人,又巡游宣府(今河北宣化)、塞北、江南等地,纵容手下,大肆掳掠,甚至自封"威武大将军、镇国公朱寿",视国家礼法为儿戏。武宗皇帝的作为,不但失了皇帝应负的责任,也引发财政穷困、宗室叛变及民乱四起的危机。武宗皇帝病危期间,朝廷已经是内忧外患,尤其是江彬及其党羽,拥兵自重,尾大不掉,以致北京城内人心惶惶,到处流传着江彬将叛乱的谣言。因此,内阁以杨廷和为首的朝廷众臣和皇室一致认为,首先要稳定局势。我们来看官僚集团是如何动作的。
武宗皇帝一死,以杨廷和为首的内阁暂掌政权,但立刻面临了极不稳定的政治局面。在新旧交替、皇位虚悬的敏感时期,任何突发事件都有可能发生。首先,当务之急,是要确定皇位继承人选,安定人心,阻止外藩觊觎皇位,再度叛变;其次,加强北京城九门与皇城的防卫,预防叛变的可能性;再其次,联合宦官,一举清除江彬、钱宁等人,直接消除政变的隐患。当然,这个过程是得到了武宗皇帝的母亲张太后的支持,没有她的懿旨很多事是办不成的,所以确定皇位继承人,既是国事,也是皇家之事。此时,内阁权势迅速扩大,让原本政府首脑六部权力大为缩减,造成官僚权力中枢转移。甚至在决定嗣君人选时,杨廷和与皇太后唯恐泄漏消息,竟违反廷议的常规,不让六部官员参与其事,引发了内阁与六部之间的紧张关系,似乎都在抢夺"立新君之功"。因明朝的皇位继承制度,是以嫡长亲疏的血缘为基础,武宗在位时,便有人猜测朱厚熜是最有可能的皇位继承人选。尤其当兴王病故时,皇太后便以皇帝名义,加恩兴藩,辍朝三日,派遣使臣主持丧礼,允许朱厚熜暂管王府,给禄米三千石,远超过其他藩王,恩典不可谓不重。武宗病重时,朝廷又应兴王妃蒋氏的请求,特别破例,准许朱厚熜提前世袭兴王爵位,无须等到三年除服之时。朝廷优待兴藩的举动,让人纷纷推测朝庭是为了提高朱厚熜的政治地位,让他日后能以藩王身份获得皇位候选人的资格。所以,武宗无子病故,嘉靖继承大统让官僚集团权力的成功转移,并让皇室宗亲和朝廷内外"归心"。
总之,武宗无子驾崩实为一个客观因素,此机缘让这顶"皇冠"花落兴王之子朱厚熜头上,这是"承天而继",是历史的大笔选择了他,赋予了他"天子"命运,这一轨迹不仅改变了明朝的帝系继承,也改变了明王朝的国运。实事证明,嘉靖执政时期推动了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前期的改革为明王朝的统治得到稳固奠定了基础,成为政治转换的枢纽,从而使帝制社会的政治呈波浪式继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