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厚熜当了皇帝,还不满足自己的藩王之子的出身,不顾群臣的反对,甚至违背封建常规,要自立体系,尊封其父兴献王朱祐杬为皇帝。
这件事引起朝野震动,有二百多位文武大臣提出了强烈的反对意见,并长时间跪在左顺门外示威,可朱厚熜不仅不收回成命,还命令锦衣卫将其中公开反对的一百三十多人投进监狱,并将表现最激烈的十七人活活打死。到最后,因为这场“皇考”之争,受到各种牵连而被入狱、夺俸、贬官、边等惩罚的,有近六百人,真是令人发指。
朱厚熜平息了“动乱”,又一鼓作气,更定大礼,称孝宗皇帝朱佑樘为皇伯考,昭圣皇太后为皇伯母,追尊兴献王朱祐杬为“皇考恭睿献皇帝”,封蒋氏为“章圣皇太后圣母”。
也话有人要问,朱厚熜那么聪明的人,为什么要干这么一件看起来十分可笑的事情呢?原来,这里面大有名堂,因为朱祐杬成了“皇帝”,不仅使他这个皇家支系变成了正统,而且还能落实父亲的“待遇”问题。因为在那时候,一个皇帝死去之后,他的灵位能进入太庙供奉,陵墓也能修建得豪华无比,还能享受每年几次的正规朝拜。
朱厚熜给父亲弄了个“皇帝”的宝座,接着就下令修建显陵,就是把原来的王陵进行修改扩建。
将王陵改帝陵,首先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当地的百姓必须离开,二是选定“真龙穴地”。赶走百姓,当然不算难事。县令派人将几十户种田人赶到数十里外去开垦荒地,就将地名叫做方口,这是对背井离乡的怀念,也是对封建专制的控诉。
找“龙穴”是大事,几经筛选,最后决定由一个号称何半仙的阴阳先生负责。他带着一班文武官员在松林山上转悠了几天,终于选定了一个地方,说那里是“真地”,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都占全了,并断言挖下去,必有所见。杂役们就往下挖,挖到一丈多深时,见到了一块石碑,取出来用水冲洗干净后,雪白的石碑上有首诗,写的是:
此地本是帝王家,
老僧借住五百年;
帝王如若来到此,
将我移到东山边。
何半仙马上烧香叩了几个头,请示官员后,将老和尚的遗骨挖出来,埋到了山东边。直到现在,在老虎冲水库边,还有座和尚遗址,就是那时留下的。
准备工作就绪后,朱厚熜下令在各省按军三民七的比例征进了一万多劳力,还把原来守陵的军士的家属也调到陵区来,说的是登记造册,享受俸禄,实际上是防止他们逃跑。就连修显陵的城墙所用的砖,也要求将产地和监修官的姓名刻上,说的是为他们扬名,实际上是到时修建,哪里出了故障就直接找负责人。
修建显陵所用的各种材料,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为了弄到上等的金丝楠木和水杉,大批苦役被驱赶到远离千里的湖南和四川的一些深山老林里,他们在那不见天日的森林里,要和恶劣的环境作斗争,还要和吃人的猛兽进行生死搏斗,更在承受超强的劳作。“入山一千,出山五百”,是他们当时情景的真实写照。
木材采伐后,先运到长江边,编扎成排,从水路一程一程顺江飘流,再逆汉江运到陵地,又不知有多少人葬身鱼腹,命丧黄泉。
显陵的石头,都是从枣阳的深山里采得的。石匠们采石的艰难程度更令人触目惊心。他们一锤一锤细心地将石头打成长三丈、宽一丈、厚五尺的料子,由民工们在沿路隔一里挖一口井,等到天寒地冻时,提水结冰,冰道上放木架,木架上放巨石,然后用人挽绳拖拉。一路上,碾死砸伤者,真是不计其数。采石匠和运石工们在荒山野岭之中,凄惨地唱道:“天然矾石藏枣阳,汉水恰溢运地帮,一石哪止万斤重,运石未到难见娘……”
修陵工地的劳工们,日子也不好过。他们被一道坚固的松木栅栏围着,军士们拿着棍棒走来走去,稍不如意,非打即骂,劳工们死亡伤残和疾病,无人过问。在愁闷的长夜里,那些来自五湖四海的穷苦劳工们,含泪诉说着他们的心声:“松山松山,人慌马乱,劳役无期,烟火无边,进了栅栏,心惊胆寒,怨声载道,只求苍天……”
修建显陵,前后历时二十余年,其劳工的累累白骨,真是难以数清。可以说,森森显陵,就是千百万劳动人民用血肉之躯垒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