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显陵 嘉靖皇帝  世界文化遗产  大礼议  突出的普遍价值

       位于湖北省钟祥市的明显陵，于2000年11月30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中国明清皇家陵寝"之义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在全世界具有普遍意义。明显陵的兴建与明世宗嘉靖皇帝有着直接的关系，几乎贯穿于嘉靖皇帝御极的始终，兴建时间之长和陵寝型制之巧都堪称明陵之最，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明显陵的型制是明代帝陵建筑规制成熟的标志，对其后的明陵和清代帝陵的建筑都有明显的影响。明显陵不仅是一座典型的明代帝陵，而且也是明朝中叶的重大历史事件"大礼议"的物证。

       纵横数万里，上下五千年，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在世界文化遗产的长廊里熠熠闪耀着光辉。2000年11月30日，位于湖北钟祥的明显陵，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4届会议评审通过，与位于河北省的清东陵、清西陵一起，以"中国明、清皇家陵寝"的内容，正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这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都具有普遍的意义。

       文化，从广义上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关于世界文化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中定义为："在本公约中，以下各项为‘文化遗产’：文物：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建筑物、碑雕和碑画、具有考古性质成份或结构、铭文、窟洞以及联合体；建筑群：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在建筑式样、分布均匀或与环境景色结合方面，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单立或连接的建筑群，遗址：从历史、审美、人种学或人类学的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人类工程或自然与人联合工程以及考古地址等地方。"对照《公约》的内容，明显陵无论从文物的角度，还是从建筑群的角度，还是从历史、审美、人文科学的角度看，都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并且至今仍鲜明展示着历史的真实性和明代帝王陵寝规制布局的完整性。显陵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同世界上其他许多国家一样，古代中国也长期保持着厚葬的习俗和制度。这源于人们对人世的认知和眷恋，更源于人们对死后世界的理念与期盼。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提倡"厚葬以明孝"，每临皇帝死去，不惜用大量的财力、人力为其建造巨大的陵墓。这些陵墓是中国封建时代对灵魂信仰的集中体现，凝聚着当时时期的政治思想、道德观念和审美趣味。这种动用国家力量建造的陵墓，反映了当时的经济状况、科学技术和建筑典范，同时承载着各自所代表的时代和地域的最权威理念、最高等级的物质文明和最集中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然而，由于岁月沧桑中自然力和人为的损害，作为珍贵文化遗产的古代陵墓保存至今的已为数不多。至于同时拥有地下埋藏和地面建筑并能完整保留至今的古代陵园，就更是屈指可数。明显陵以其规模宏大、建筑宏伟、构造精巧、环境优美和保存基本完整而成为不可多得的珍品中的珍品。

       显陵，是明世宗嘉靖皇帝朱厚熜的父亲明睿宗献皇帝朱祐杬和母亲献皇后(即章圣皇太后)的合葬陵墓。明王朝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历277年，共建有18座皇帝陵墓。显陵是第12座皇帝陵墓，建于16世纪中叶，1519年至1566(正德十四年至嘉靖四十五年)年，历时47年最后完竣，是明代所有帝王陵墓中建筑时间最长的一座。显陵占地面积183.15公顷，山曲碑刻载为"二千七百四十七亩三分二毫"，又是明代所有帝王陵墓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单体帝陵。

       显陵是一座典型的明代皇帝陵墓，因其修建时间长，用工巨大，从而形成了高水平的建筑型制。又因其是18座明陵中的第12座帝陵，建筑时序属于明朝中期，故而在明代帝陵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与意义，并延伸影响到清代帝陵的型制。显陵的建筑与环境十分谐调，根据明代帝陵制度"陵制当与山水相称"、"负阴抱阳"、"背山面水"的原则，将陵区四周的山川水系作为陵墓的有机组成部分，统一布局：延绵起伏的山体作为陵区的依托，环护四周；弯曲的御河流水打陵内蜿蜒而过。注入陵左莫愁湖。松柏森森，水声潺潺，给陵区笼罩着一层庄严、肃穆，也呈现出一派生机。陵区建筑依山原台地起伏布列，依次为罗城、红门、碑亭、望柱、石像生、龙凤门、御河桥、明塘、棱恩殿、石五供、宝城、明楼和宝顶(玄宫为"仿九重法宫为之"的地下宫殿)。错落有致，尊卑有序，掩映于山环水抱之中，如同那天造地设之景，形成了一个拥有外围空间的巨大山陵，构成了一项建筑艺术与环境美学交相融和的天才杰作。

       显陵的兴建几乎贯穿于明世宗嘉靖帝御极的始终。嘉靖帝登极以后，就不断增修父亲的园寝。从嘉靖元年至嘉靖四十五年一月，从来没有停止过。具体如：嘉靖元年五月，增显陵祠祭署；嘉靖二年闰四月，更换显陵黄瓦；嘉靖三年八月，添设显陵明楼、石碑，改司香衙门为神宫监；嘉靖五年闰四月，造显陵前石桥、包砌河堤、盖铺舍；嘉靖六年十一月，重修显陵，制如天寿山，至嘉靖十年十一月竣工；嘉靖七年五月，培筑显陵山；嘉靖七年六月，造显陵香殿；嘉靖七年八月，凿水关、筑墩坝；嘉靖七年闰十月，立献皇帝碑于显陵；嘉靖十年二月，封显陵松林山为纯德山，安神床，重瓦宫殿；嘉靖十一年一月，建显陵纯德山碑及门外碑亭二座，至十一年十月竣工；嘉靖十一年一月，修显陵宫殿、暖阁及纯德山、阳春台碑，亦至十一年十月竣工；嘉靖十六年五月，重修显陵后宫墙；嘉靖十八年三月，重修显陵，增大显陵围墙，定玄宫之式，修缮旧宫，更换黄瓦，至嘉靖三十八年九月全部完工。此次修缮显陵，耗时长，规模大，是因为：嘉靖十七年十二月，嘉靖帝的母亲病亡，他亲自南巡湖广，到承天府巡察地脉，最后决定将母亲南祔显陵，令如天寿山陵制。此后，嘉靖二十一年九月，修显陵棱恩殿及旧邸龙飞殿，嘉靖二十二年六月竣工；嘉靖三十五年七月至嘉靖三十八年十月，修显陵一红门、左甬路及桥梁；嘉靖三十七年闰七月，御制承天府纪成碑成；嘉靖四十二年四月，显陵达孝楼成；嘉靖四十五年一月，修显陵棱恩殿，更建龙飞殿。在此期间，康陵、永陵、昭陵也在相继兴建，天寿山各陵还在添建神道碑亭等。陵与陵之间因封建礼制而产生一定的趋同性而形成制式。显陵较为完整地保留了这些制式。由于崇信道教，显陵又有一些新的变动，并为以后的明陵和部分清陵所效仿，如宝顶的形制、独特的排水系统等。因而说，显陵在明陵中有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是典型的明帝陵，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

       显陵的建造是明朝中叶的重大历史事件——"大礼议"的产物，是"大礼议"的物证，关联着嘉靖初年的社会思想、理念信仰和一些政坛首脑人物的命运，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于是，显陵在建造过程中，因政治、思想观念、审美因素原因，形成了一些与其他明陵所不同的特点，如一陵二宝城、内外明塘、龙形神道、九曲御河、众多的祭祀碑亭、随山势起伏的"净瓶"形外罗城等，都在明陵中别具一格，且历史悠久，在全世界也独展风姿。

       发生在嘉靖初年的"大礼议"，在现象上是一场关于皇考封赠的礼典仪式之争，但实质上却是一场以哲学理论为先导的关于朝廷"正统"的政治斗争。任何一场政治斗争都是有其根源的。"大礼议"的根源在于：嘉靖皇帝继承的是堂兄正德皇帝朱厚照的皇位；嘉靖皇帝御极登基后几乎留用了正德朝内阁的原班人马，使大臣们结成了反对新皇的强大阵营。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种必然会发生的后果——新皇与旧臣在朝廷"正统观"上的尖锐对立。这个尖锐对立，震动了朝野。这种震动朝野的尖锐对立，也就在显陵的型制上划定了分野。即陵主由藩王兴王升成了皇帝(睿宗)，陵墓由王圹升成了帝陵。此段史话，还得从嘉靖皇帝的父亲朱祐杬的分封说起。

       嘉靖皇帝的父亲朱祐杬，是明宪宗成化皇帝朱见深的第四子。因前二子早夭，到第三子纪淑妃张氏所生之朱祐樘，六岁方得见帝。这便是后来的明孝宗，年号弘治。成化十二年(1476)七月初二日，邵宸妃生朱祐杬。故实际受封之皇子，史书称朱祐杬为宪宗之第二子。也就是说，朱祐杬与朱祐樘，是同父异母的亲弟兄。成化二十三年(1487)七月十一日，宪宗以金册封祐杬为兴王，定藩府建于德安府。成化二十三年八月，宪宗崩逝，九月太子祐樘承位，号为大明孝宗，定第二年(1488)为弘治元年。弘治四年(1591)四月初十日，孝宗敕令兴王藩府改建于湖广安陆州长寿县(即今湖北钟祥市)，因此地毗邻汉江，远比德安府富庶。弘治七年(1594)九月十八日，兴王赴国安陆州，将兴王藩府定名兴王宫，长寿县城亦定名"兴都"。弘治十八年(1505)孝宗朱祐樘崩逝，太子朱厚照继位，号为明武宗，定第二年(1506)为正德元年。正德二年(1507)九月十六日兴王朱祐杬生世子朱厚熜。这样，朱厚熜便是正德皇帝朱厚照同祖父、但不同祖母的堂弟。正德十四年(1519)六月十七日兴王朱祐杬因中暑医治无效而薨逝，正德皇帝诏赐谥曰"献"，次年(1520)四月初三日葬于松林山(嘉靖十年——1531年封为纯德山)之原。墓葬为王墓型制，立有《御制兴献王圹志文》碑。正德十六年(1521)三月武宗朱厚照驾崩，因其荒淫无度而无子嗣，又无嫡亲兄弟承位，故而其母张太后与内阁首辅杨廷和、司礼监魏彬、元老梁储计议，以武宗遗诏按太祖"兄终弟及"之义迎取堂弟朱厚熜进京御极继承皇位。于是，朱厚熜于四月二十二日进京登基作了皇帝，定第二年(1522)为嘉靖元年，帝号世宗。从此，开始了围绕以嘉靖帝亲生父母的尊号问题为中心，一直延绵到嘉靖三年《大礼集议》书竣才造一段落的"大礼仪"。

       在从西汉以降的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中，统治社会的精神规范为儒家经典，社会行为都以儒家的解释为正统。在议礼过程中以首辅杨廷和、大学士梁储、礼部尚书毛澄等人为首的正德朝内阁老臣视正德旧统为正统，以宋代程颐和朱熹所发扬的儒家传统的"去人欲，存天理"的"天理说"解释为正统的解释，引濮王继礼的故事为依据，主张新皇先继嗣再继统，即要朱厚熜必须先过继给正德帝朱厚照的父亲孝宗朱祐樘后再登位当皇帝，认孝宗为皇考，认亲生父亲朱祐杬为皇叔父，若不过继，便是"推崇私亲"；以兴邸长史袁宗皋和以张璁、桂萼为代表的新派官员视新皇新统为正统，以与"程朱理学"相抗衡的宋朝"三陆子学"和当朝心学家王守仁所加以发扬的"陆王心学"新儒家精神的"情理说"的解释为正统的解释，主张新皇只继统不继嗣，认亲生之父为皇考，认孝宗为皇伯考。嘉靖帝幼冲之年以藩王世子身份进京御极，且又是一个孝子，自然更是主张以自己的新皇新统为正统的。他极力支持新派官员的观点，喜呼"此论出，吾父子获全矣！"大礼之议从全面论辩发展成了尖锐斗争。但因天象灾异等缘故，直到嘉靖三年(1524)正月，嘉靖帝的父母封号仍只称为"兴献帝"与"兴国太后"。南京刑部主事桂尊与张璁合议，上疏皇帝，请改"孝宗曰皇伯考，兴献帝皇考，正兴国太后之礼，定称圣母，庶协事天事地之道。"嘉靖览奏大喜，决定即尊皇考于本生父，速召张璁、桂萼入京。四月己酉，上正德帝之母张太后尊号为"昭圣康惠慈寿皇太后"；庚戌，上兴国太后尊号为"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癸酉，追尊兴献帝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五月，张璁、桂萼条阵七事，上疏去掉"本生"字样。在京的正德朝旧臣合谋欲将二人抓扑杀掉，吓得二人进京后不敢出门。七月，嘉靖帝下旨"更定章圣皇太后尊号"，去掉帝、后"本生"字样。反对派见此"大集群臣九卿23人，翰林21人，给事中、御史、诸司郎官及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大理寺属及大学士毛纪、石瑶等200余人，相继跪在左顺门，自早至午"。嘉靖帝数次命司礼监传手谕令群臣退去，可是群臣"伏地如故"，进行抗议。嘉靖帝大怒，着锦衣卫将五品以下的在场大臣134人逮捕杖笞，其中17人吃打不住被杖死，其余人等分别受到下狱、夺俸、贬官、戍边等处罚。"大礼议"以新皇的胜利而告终。九月，嘉靖帝更定大礼，称孝宗朱祐樘为皇伯考，追尊生父兴献王朱祐杬为"皇考恭穆献皇帝"，帝号"睿宗"，上生母尊号为"章圣皇太后"，以"惟我皇考，显于西土，光于四方"之义，赠献皇帝玄宫为"显陵"，亲制显陵碑文"恭睿献皇帝之陵"。又专召严嵩于南京，授礼部右侍郎，命其与朱麟等人奉御制刻碑赴安陆州长寿县祭告显陵，并命崔文监修显陵寝宫。至此，显陵正式完成了从王墓到帝陵的转变。因而说，显陵是"大礼仪"的物证。

       嘉靖初年的"大礼议"，明清以来的一些学者认为嘉靖皇帝是"推崇私亲"，其实不然。"大礼议"是嘉靖朝的政治需要。这场大礼之争的结果和影响，又大大超出了政治。新旧两派引经据典，尖锐论辩，在学术上和理论建树上都有了新突破。随着"情礼冲突"的思辩型哲学论题的引申和哲学精神的张扬，促进人们思想的深层次解放。"情理说"以"反传统"的姿态出现，在明代中叶及以后，影响很大，还流行到了日本和欧洲。英国《剑桥中国明代史》描述道："这场争论还有超出朝廷政治的后果。因为争论在发展，双方的论证变得更老练、更明晰、更复杂。官方文献中所记载的朝廷实际作法的历史成了注意的一个中心。这久而久之成了研究历史先例(掌故)和研究本朝历史的普遍兴趣。这场争论也引起了对语言学和文句分析的兴趣，这开了晚明和清代严密的、批判的学问的先河，因为争论在许多方面集中在礼仪的含义及经典文献所记述的传统上。"

       历史文化的发展进程和明显陵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当代实践说明，作为文物和古建筑群的明显陵，与世界文化的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在历史、艺术、科学诸方面都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显陵是中国明代中叶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一个写照，是代表当时国家最高等级物质文明和道德理念的一个典型载体，也是世界文化进程中的一道亮丽风景。